混乱的时代与重典—谈明初重典惩贪的得与失

图片 6

导语:惩贪治吏之法在中国源远流长,历代惩贪治吏的方法很多

明朝的法律,主要是《大明律》、明《大诰》、《问刑条例》、《大明会典》等。其中,明朝严惩官吏赃罪的法律规定,主要集中于《大明律》和明《大诰》中。首先,《大明律》将六种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犯罪列为“六赃”,并绘制成图置于律首,作为仅次于十恶的重罪予以惩处。其中监守盗、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和坐赃四种罪名,均涉及官吏贪赃行为。

监察是保障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调控机制,监察机关职在纠察不法,澄清吏治,是政之理乱的关键所在。历代统治者对监察机关的重要性都有清醒的认识。如唐代柳宗元所说:“凡肃之道,自法制始,奉法守制,由御史出者也。”[1]海瑞也说:“欲正百官,必自御史始”[2]明代的《风宪总纲》明确规定:“风宪衙门,以肃政饬法为职”。

乱世与重典—谈明初重典惩贪的得与失

图片 1

煮酒历史网网友发表于3942天 5小时 44分钟前来源:www.z9ls.com 标签:无

 特别感谢 煮酒历史网网友 的友情投稿

解决腐败问题,固然需要制度创新,然而历史上成功的反贪经验同样值得借鉴。谈及历史上的肃贪倡廉,不能不首先想到明初。在中国刑法史上,明朝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封建王朝,其最为特别之处,当属严刑峻罚贪官污吏。尤其是明初,表现得最为充分,成为有名的重刑时期,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明王朝开国之初,经过长期的战乱,国力疲惫,田园荒芜,民不聊生。但仍有许多大小官吏利用职权,大肆侵吞赋税、官粮,索贿受贿。为巩固刚刚建立的政权,深受“刑罚世轻世重”影响的朱元璋对贪墨之徒采取了一系列严厉的惩罚措施。

首先是完备立法。鉴于元朝法纪废弛的教训,朱元璋非常重视刑事立法。早在开国之初,他就命亲信李善长及其他儒臣着手制定《大明律》,经过数次修改,于洪武三十年颁行全国。《明律》对惩治贪官作了极为详尽的规定。虽然它脱胎于《唐律》,但在惩贪方面要比《唐律》繁细得多:《唐律》对官吏犯赃罪未设专篇,只是隶属于《职制》篇,《明律》特设了《受赃》一篇,并具体分为“官员受财”、“坐赃治罪”、“事后受财”等11个种类。此外,《明律》又在《户律》篇中增加了“揽纳税粮”、“冒支官粮”等法条;在《课程》篇中还有19条惩贪条款。实际上,惩贪法条在其他各篇中都有所见。与《唐律》相比,《明律》的惩贪条目所占的比例要高得多。可以说《明律》把惩贪的法网覆盖了各行各业、方方面面,其详尽程度在历代法律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除《明律》外,明初还专门制定了惩贪特别法《明大诰》。此法因由朱元璋亲自编定,故又名《御制大诰》。《明大诰》共236条,是一部严惩赃吏的案例汇编,可以看做是一部判例法。之所以说它是特别法,是因为它的量刑幅度要高于《明律》,其法律效力也高于《明律》,可“以诰破律”。朱元璋通过对这些真实而典型的案例的编纂,一方面为官吏们提供了一些活生生的反面教材,起到了“俾为官者知所监戎”的警诫作用,同时,他借助于对这些案例的分析和评价,阐述了自己对贪贿犯罪的刑罚观点。这些观点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形成了凌驾于《明律》之上的另一部法律。这些周密的立法,为严惩贪官提供了充分而必要的前提条件。

其次,实行严刑峻法。明代法律,尤其是《明大诰》,惩治贪官污吏的严厉程度在历史上是罕见的。

重用死刑。这一点不仅表现在适用死刑的数目之多,标准之低,而且还表现在执行死刑方法的残酷。《明大诰》所列的死刑有凌迟、袅首、弃市、剥皮等。

恢复肉刑。历史上早期肉刑,经过汉唐两次轻刑改革,在法律上早已绝迹。但在明初,朱元璋不但重新复活了断足、去膝、阉割等肉刑,而且又增加了截手、剁指、挑筋等新的肉刑。如洪武十九年,刑部官员胡宁等人大肆接受贿赂,放纵囚犯代办公务。事发,朱元璋亲审此案,将胡宁判处刖刑推行株连。明初大兴连坐法,一人犯赃,株连数百,甚至族诛。如户部侍郎郭恒贪污案,除本人被处死外,株连部下数百人均被处死,而下狱定罪者则达数万人,被称为明初四大公案之一。

利用民众监督的措施在历代王朝中是独一无二的。由于其特有的经历,朱元璋对民众的力量有一定的认识,所以他别出心裁地借助民众的力量来约束贪官污吏。朱规定,各地民众有权捉拿害民官吏进京查办,也可以越级诉讼,直接赴京告状。为使这一措施得以实施,他还规定,沿途各级官府及关卡对上述民众如“敢有阻挡者,其家族诛”。事实上,这些措施确实得到了执行。如洪武十八年,常熟县百姓陈寿六等擒拿害民官吏顾英,赴京面奏。朱元璋不但重惩了顾英,而且对陈寿六“赏钞二十锭,三人衣各两件,免差役三年”,以示嘉奖。利用民众来监督官吏可以说是朱元璋的一个创举。

明初惩贪已经成为久远的历史,人们对此进行评述时褒贬不一,仁智互见。基于科学的观点,对此无论是给予充分的肯定还是简单的否定都是不客观的。这一举措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原因。站在历史高度,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重典惩贪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社会效益。此举确实扫荡了明初的贪腐之风。严厉的刑事制裁,使各级官吏“居职惴惴,惟恐不能奉法恤民”,“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吏治焕然……民人安乐,吏治澄清者百余年”。为什么会收到这样的效果?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任何人头脑中都有一个评价利害得失的标准。一般来说,利大于害则为之,害大于利则不为。为官者在掂量意欲攫取的非法利益与将要失去的既得利益时,势必有一个比较。刑罚峻苛,得不偿失,则不敢越轨,反之,刑罚轻缓,不足为惧,则为所欲为。而物质的有限及欲望的无厌势必使人对物质利益的追逐和占有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得以存在,因此以严厉的手段惩治贪腐是必要的。不管朱元璋出于何种动机和目的,重惩贪吏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没有明初的肃贪,就不可能有后世的“仁宣之治”,也不可能有“百姓充实,府藏衍溢”的社会财富,也不可能有以郑和下西洋为标志的海外贸易,也不可能有明中晚期商品经济的萌芽。在经济犯罪猖獗、腐败现象严重的今天,我们应从明初重绳赃吏史实上得到启示。

但在另一方面,也应看到,重典惩贪并非威力无边的惟一法宝,更不是根治贪腐的万世灵丹,此举只能收益于一时,起到扬汤止沸的效果,但不会釜底抽薪,不能从根本上根除贪腐的痼疾。推行峻令的明初六十余年,确实吏治肃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贪官污吏沉渣泛起。《明史》记录的良吏共120多人,前六十年就占百余,而后二百多年还不到20人。尤其是明中晚期,贿赂公行,吏治黑暗,前所未有。因此,既要重刑威慑,又要加强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意识诸方面的综合调治,方为杜绝贪腐的治本之策。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来说也有着现实意义。

立足于法律进步的立场,还应指出,明初朱元璋大量恢复并“发明”肉刑,使在中国刑法史上绝迹七百余年的肉刑又堂而皇之地成为刑罚殿堂的座上客,不能不说是法制进化的倒退和对业已形成的法制文明的摧残。至于“以诰破律”、法外用刑也无疑是对法制的破坏。尽管这些都是出于“重绳赃吏”的动机,但这种举措给后世带来了消极影响,这是令人痛心的。

惩贪治吏之法是中国古代吏治的主要内容,也是中国古代刑事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上自夏商,下至明清,历经3000余年而未衰断,其沿革之清晰,规制之详密实为世所罕见。它不仅在整伤吏治和巩固王朝专制统治、维护古代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功能,而且也为后世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其次,明律关于官吏贪污、受贿、盗窃等罪的条文,也比唐律大为增多,规定更加细密全面。明律中专列“受赃”一卷,规定官吏受财、坐赃致罪等内容,量刑明显重于唐宋元各律。如监守盗,不分首从,并赃论罪,一贯以下杖八十,四十贯处斩;而唐宋律规定三十匹绞,元朝规定三百贯处死。再如官员受财枉法,一贯以下杖七十,八十贯绞;而唐律规定十五匹绞,元朝规定一百贯以上杖一百零七。特别是对监察官利用职权受贿索财行为,明律还要比其他官吏加重二等惩罚。官吏一旦犯有赃罪,立即除名,永不叙用。

图片 2

图片 3

明《大诰》惩治贪官污吏的规定更加严厉。在《大诰》四编236条中,惩贪条文多达一半以上。有的按律免死,《大诰》则规定凌迟,并且家财没官,家人迁往化外。如明律规定:官吏犯赃,计赃科罪,凡不枉法,均不处死刑;但《大诰》却有众多官吏因不枉法赃罪被凌迟或枭首。朱元璋还要求,对官吏犯赃案件,必须顺藤摸瓜,层层追查。如《大诰》初编载:洪武十八年,户部侍郎郭桓等人贪污巨额官粮,牵连坐罪者极广,中央六部侍郎以下数百官员被处死,其他官吏及地主豪绅有数万人被下狱治罪。

刘双舟教授

​因此,认真总结中国古代惩贪治吏之法的利弊得失,必将有益于当今我国的廉政建设和法制建设。惩贪治吏之法在中国源远流长。早在尧舜时代便已制定“皋陶之刑”,后被夏朝所承继。由春秋到战国,自商鞍变法至秦统一,中国官僚制度逐渐取代了世卿制度,惩贪治吏之法的内容也随之丰富起来。汉承秦制,与大一统局面相应,汉代惩贪法规明显增多,仅散见于史书中的就有放散官钱、贪污贩灾钱粮、主守官自盗等规定和案例。

图片 4

监察是保障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调控机制,监察机关职在纠察不法,澄清吏治,是政之理乱的关键所在。历代统治者对监察机关的重要性都有清醒的认识。如唐代柳宗元所说:“凡肃之道,自法制始,奉法守制,由御史出者也。”[1]海瑞也说:“欲正百官,必自御史始”[2]明代的《风宪总纲》明确规定:“风宪衙门,以肃政饬法为职”。都御史“职专纠劾百司,辩明冤枉,提督各道,及一应不公不法等事”。所以只有纠察官吏,镇服百僚的监察官首先做到奉公守法,公正廉明,才能担负起监督纠察的责任。正是鉴于此,明代统治者为了加强监察机构的统治效能,都十分重视监察机关自身的建设,不仅注意监察官的考核、任用等方面的人事管理,而且尤其重视加强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的自我约束机制的建设。明代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了监察责任制及监察行为准则,有效地促进了监察队伍的健康发展。

图片 5

朱元璋重惩贪官污吏,往往不只限于案犯本人,而是惩一儆百。他曾创用“剥皮实草”之刑,将犯赃满六十两以上官吏,在本地衙门旁边专设的“皮场庙”剥皮装草,然后立于官府公堂,以警告继任官吏。他还利用民众惩治贪赃官吏,允许各地百姓监督、陈告、扭送赃官,并可越级诉讼,直至进京。

一、监察人员经济犯罪的法律责任

此同时,汉代惩贪办法也愈加全面。从现有材料看,有刑罚的惩办,有经济的制裁,也有行政的罢斥。魏晋南北朝时期,以法惩贪更趋细密和规范。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变化,到了隋唐阶段,中国古代惩贪治吏之法已自臻成熟。与已往不同的是,首先它在中国法制史上第一次明定了“六脏”罪名。所谓“八脏”,即指受脏枉法、受脏不枉法、受所监临财物、强盗、窃盗、坐脏等六种非法占有公私则-物的犯罪,除强盗罪外,其余皆为官吏和有关主管人员所设,或与官吏贪污受贿以非法手段获取财产有关。其次它尤具立法创意地明定了贪脏罪的情节,如区分了无财受请、受财为请,受馈送、乞取、强乞取等情节,按律依次加重处刑。

如明律规定,官吏征收税粮和摊派差役作弊枉法,受害者可以捉拿该官吏,并自下而上陈告;若上司拒绝受理,也要依法论处。《大诰》还规定,对于违旨下乡、动扰民众的贪赃官吏,百姓可将其捉拿赴京。可以说明朝对官吏赃罪的惩处是重典治吏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酷刑治吏的代表。还可以说,明朝法律在严治官吏赃罪方面,是有积极意义的,也是有成效的,但消极影响和负面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为了维护统治,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对官吏贪赃枉法行为的打击。古代官吏若有贪赃枉法或其他不法行为时,除其上级机关和上司可以加以惩处外,另外主要是由专司“弹劾百司,纠察官邪”的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对之进行纠弹。监察官员自身的品质如何,直接涉及到整个封建吏治的清明与否,也直接关系着监察机构效能的发挥。监察官执法犯法,以权谋私,其造成的危害会比其他官吏腐败的危害更大。因为,反腐倡廉的“清洁剂”如果变成腐蚀剂,那么,官僚机构必然会加快腐朽。有鉴于此,明代统治者特别注重强调监察官自身的廉正建设问题,在健全监察官吏的责任制方面首先完善了严惩监察人员经济犯罪的立法,建立了明确而严密的责任制度。

图片 6

明代“风宪官吏犯赃”罪条的渊源

Leave a Comment.